罗一笑病逝，请让公益共识弥合舆论撕裂

罗一笑于昨日早上6点去世了，没能站住，和我们一同步入新的一年。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再次让公众将注意力转向了刚刚平息不久的“罗尔事件”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“罗尔事件”以来，喧嚣舆论再次撕裂，但人们争论之下，并没有太多对病人本身的牵肠挂肚。如今罗一笑已去，留给我们的除了感叹和难过，或许还有更多的思考，比如还有多少默默无人知的“罗一笑”在生死边缘挣扎，他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？我们在关注某个舆论焦点人物的时候，是否能意识到，还需要将爱心和善意转向有同样境遇的群体，要把社会热情投向对于一个群体的普遍关注，让其他的白血病等困境儿童，都同样可能得到应有的关爱和社会救助。

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完善的今天，社会公益慈善领域的互助与救助，成为较为有效的辅助，让处于困境中的人能够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扶持。但现实的情况却是，只有极个别有好故事或者能够有人帮忙讲述故事、社会动员能力强的求助者得到较大的关注，实现救助目标。而大多数的求助者，却并不具备这种能力，求助无门是常态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公众集中在某一个个体上的情感冲动式的公益参与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公平的失衡。这应该是“罗尔事件”后应该被全社会反思的公益常识。

正如有媒体在事件之后所报道的那样，小城市和农村地区，地方政府保障弱、异地就医报销更少，结果是，越是贫穷、保障越差，越看不起病。大医院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但到这些医院属于“跨区域治疗”，报销比例会更低。身处深圳的罗一笑，有机会享受到较好的医疗、医保等保障，相比之下，贫困地区的家庭，获得社会救助也更为困难，一场大病，就基本上可以让整个家庭陷入绝境。

同时，“罗尔事件”也应让公益慈善制度本身能够很快矫正或调整缺陷，促进中国现代公益慈善机制的建立，这或许是整个事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了。公益慈善作为社会互助和救助的主要形式，更多依靠的是社会信任之下的自主参与，合理的制度，是决定这种社会互助和救助能否持续的关键。几乎每年都上演的类似“罗尔事件”的争议个人救助事件，背后往往都和中国现在的公益慈善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
一个合理、完善的公益机制应该是这样的：首先，求助者面临困境时，可以很便利地找到相应的援助；其次，公益组织发达并专业，能够与求助者之间很快对接上；最后，需要行业自我治理顺畅、制度监督健全，保障每一次公益行为都符合社会伦理，产生最大化社会效应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运作公益慈善体系，赢得公众信任放心，让社会互助和救助形成良性循环，成为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之外社会救济的补充。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了。

“罗尔事件”无疑暴露出了中国公益行业整个系统性的不足。因为中国公益组织的数量不足，尤其是扎根在基层社区的组织阙如，对于很多求助者来说，这些公益组织和大城市里的大医院一样稀缺，只有少数的幸运儿能够得到应有的援助。就算在这些现有的公益组织中，其专业性、透明度等自身建设方面也亟待提升，无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信任，这才导致了公众的公益参与，依旧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触动层面，无法通过专业机构实现社会公益的正常运作。

归去来兮，无物相之，斯人已逝，幽思长存。随着小笑笑的离去，希望此事件能够就此平息，也让公众可以明白，任何指向困境中个人的道德评价，其实都需要有更多的同理之心视之待之。除此之外，最该深刻探究的是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社会背景，及深入反思公益慈善制度的改进，以避免事件的再次发生，让公益常识成为公益共识，使得事件最终能够有一个虽然悲伤却略为圆满的结局。